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秋，汉水暴涨，樊城以北的于禁七军尽没于洪流。关羽乘舟而进，擒于禁、斩庞德，威震华夏。曹操议迁都以避其锋，孙权遣使求婚被拒，一时间荆襄大地风云激荡。然而仅仅数月之后，陆逊白衣渡江，糜芳、傅士仁不战而降，关羽败走麦城，身首异处。这场以辉煌开端、以悲剧收场的北伐，不仅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格局，更成为后世千余年反复咀嚼的历史镜鉴。
关羽北伐的时机选择，历来是史家争论的焦点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刚取得汉中，称汉中王，蜀汉声势达到顶峰。关羽此时北伐，表面看是配合西线胜利的乘势而上，实则暗藏战略冒险。荆州地处长江中游，北据汉水，南通湘粤，西控巴蜀，东扼江东，是诸葛亮“隆中对”两路北伐的关键支点。但荆州同时是三面受敌的四战之地北有曹魏襄樊重镇，东有孙权觊觎之心，西面虽连益州却山川阻隔。关羽以荆州一隅之力北攻襄樊，等于将侧翼完全暴露给东吴，这种战略态势本身就蕴含着巨大风险。
从战术层面看，关羽水淹七军确有可圈可点之处。利用汉水暴涨的自然条件，以舟师破平地步骑，体现了关羽对荆州水网地形的熟悉和临阵应变的能力。于禁所率七军是曹魏中央精锐，一战覆没，庞德被斩，许都以南“群盗”纷纷响应关羽，曹操一度考虑迁都。这种震慑效果在三国战史上极为罕见。但细究之下，这场胜利来得过于容易，反而掩盖了关羽军团的深层问题。于禁七军虽众，却是仓促调集的北方部队，不习水战；曹仁守樊城仅数千兵，徐晃援军也是后来才到。关羽面对的并非曹魏主力决战，而是边境守备部队的逐次投入。一旦曹操亲率主力自长安东出，徐晃以新兵稳扎稳打，关羽的攻势便顿于坚城之下。
真正致命的问题出在后方。关羽北伐期间，留守荆州的糜芳、傅士仁因供应军资不力，畏罪投降孙权。这两人一个是刘备的小舅子，一个是追随多年的老部下，他们的叛降固然有个人怯懦的因素，但也暴露出关羽治下荆州内部矛盾的激化。关羽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”的性格缺陷，在和平时期尚可维持，一旦进入战时高压状态，后勤保障的摩擦便迅速升级为信任危机。更关键的是，关羽对东吴的防备严重不足。孙权曾遣使为子求婚，关羽不仅拒绝，还辱骂来使，这固然体现了他的傲气，但也等于亲手关闭了外交缓冲的大门。吕蒙装病、陆逊示弱，关羽竟将后方守备部队陆续调往前线，这种对东吴战略意图的误判，在情报收集和形势分析上可谓重大失误。
从更宏观的战略格局看，关羽北伐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悲剧，更暴露了蜀汉集团在跨有荆益后的结构性矛盾。诸葛亮“隆中对”设想的两路北伐，前提是荆州稳固、孙刘联盟牢固。但这两者在实际操作中相互冲突要荆州稳固，就需要重兵驻守，与东吴的边界摩擦不可避免；要联盟牢固，就需要在荆州问题上对孙权让步，而这又损害蜀汉的核心利益。关羽北伐时，刘备刚在汉中与曹操鏖战经年，益州兵力疲惫，根本无法在东线提供有效策应。关羽实际上是在没有西线配合、没有外交保障、没有后方稳固的三重不利条件下孤军深入，这种“独走”式的北伐，即便战术上取得再大胜利，战略上也难逃失败命运。
曹操在关羽水淹七军后一度议迁都，被司马懿、蒋济劝阻，转而遣使许诺孙权以江南之地，促其袭取荆州。这一应对展现了曹操集团在危机中的战略弹性正面坚守待援，侧翼以外交手段调动敌方内部矛盾。孙权则精准抓住了关羽后方空虚的时机，吕蒙、陆逊配合默契，一封谦卑的来信就让关羽放松警惕。反观关羽，既无西线策应的预案，又无东线外交的缓冲，甚至没有最坏情况下的撤退方案，这种战略层面的粗疏，与他在战术层面的机敏形成鲜明反差。
关羽败亡后，孙权据有荆州，三国鼎立的地理格局就此固化。蜀汉失去东出通道，北伐只能翻越秦岭，诸葛亮六出祁山、姜维九伐中原，皆因后勤不继而徒劳无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襄樊之战不仅是关羽个人的终点，也是蜀汉战略进取态势的转折点。后世论者或归咎于关羽刚愎，或归咎于孙权背盟，或归咎于刘备未发援兵，实则这场败局是蜀汉集团在荆州问题上长期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。关羽的悲剧在于，他以一军之力承担了本该由整个集团共同应对的战略风险，而他的性格又让他无法在危机酝酿阶段及时收缩调整。水淹七军的辉煌与水淹七军后的溃败，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，折射出英雄主义在复杂战略博弈中的限度。历史没有如果，但襄樊烽火映照出的经验教训，至今仍值得深思任何局部胜利，若缺乏战略全局的支撑与协同，终将难以为继。